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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大铜钱”是广州脸上一道疤

2014-04-01  文/

究竟何为地标?中国的地标性建筑经历了哪几波风潮?地标建筑应如何传承城市的文脉?3月29日下午,著名设计史论家、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做客“时代国际单位·南都艺术沙龙”,讲述中国地标性建筑的发展和症结。

民国的大城市最有“民族相”

“建筑(architecture)在国外,在中国只有房子(building)。”一开场,王受之就套用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查尔斯·詹克斯的话,来形容中国的地标性建筑。在他看来,中国的地标建筑多以配置豪华、体型巨大闻名,但却往往因浪费资源、破坏天际线而引起民间的愤怒,如今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

王受之说,古代的地标性建筑基本与宗教有关,而如今却大多依靠政治权力和财权力,“广州在芳村搞了一个‘大铜钱’,那个‘大铜钱’我看了特别痛苦,黄颜色的,非常恐怖,那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中国修建地标性建筑的第一波是在民国时期,王受之说,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极力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其实就是民族形式加现代化结构,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市政府等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走下来,一直到海珠桥、海珠广场,在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做了不少地标性建筑,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市布局是最漂亮的。”在他看来,民国年间的中国大城市也是最有“民族相”的,“广州就是广州,上海就是上海,不像现在,从县城到首都都一个样,有了雾霾大家都看不见。”

地标建筑不应破坏城市“文脉”

“地标性建筑应该以不破坏城市的文脉为前提,这个城市是它的一个母体,母体里面长出新的东西,应该放在新的地方。”王受之认为,不能把一座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隔断,建筑不是展品,它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我们恰恰就做了很多跟这个城市没有关系的建筑,反而把跟城市有关系的东西都拆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王受之回忆,曾经的人民南路到西堤一线,是广州的繁华之路。小时候常到新亚酒店吃西餐,足足可以跟香港的湾仔相比,“后来来了一任市长,要搞一个高架桥,人民南路就完了。”城市建设跟政绩挂钩,是中国地标建筑井喷的原因之一。

“中山纪念堂、光孝寺、上下九,一想到这些,就知道这里是广州。但你再想想另外一个广州,太古汇?珠江新城?珠江新城是一个什么城?路很大,晚上没人走,还是吃东西特难找?”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石油国家大肆搞地标建筑的“土豪风”很快就刮到了中国。这股风对于城市文脉的切割“太严重”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和老广州的联系缺少一点东西,“缺的是依靠城市慢慢发展起来所积累的文脉。”

保育老建筑应靠严格立法

对于近期广州城中热议的骑楼保护问题,王受之建议,应该依靠严格的政府立法,而不是单靠行政的手段,有很多建筑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的保护,但它本身有价值,这时候就应依靠立法来明确。在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除了需要建筑方面的专家,研究文史的学者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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