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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一生备受争议的三大“公案”

2014-01-10  文/

张大千一生有三大备受争议的“公案”:一是作为“造假高手”,仿造了不少历代名家名作,且常常自揭真相;二是考察研究敦煌近三年,却被指责“破坏敦煌古迹”;三是1949年后,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既没留在大陆也未扎根台湾,而是远走欧美,终身再没有回到故乡。

张大千一生备受争议的三大“公案”
张大千与友人在摩耶精舍内合影

张大千原名正权,号大千,光绪25年(1899)生于四川内江县一个富裕家族。6岁时,他就是母亲曾友贞和二哥张善孖画案边的一个顽童。18岁暑假回家路上,张大千被土匪劫持,竟然被迫当了一百天山寨“师爷”。1918年他在日本学习染织回到上,经人介绍拜曾农髯(熙)师学字画。老师为他取学名“爰”。爰者,猿也。张大千一生爱猿,在他摩耶精舍的画案边,总是有一只白面猿。张大千外出时,喜欢戴着高高的帽子,怀抱一猿。

临摹古画的“山寨高手”

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程霖生以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一次古董商送来一幅石涛画作,索价万元,程拿不定主意,便请张大千鉴定。大千说这是自己的游戏之作,劝其别买。程便把画退回,说再考虑。不几日,古董商又到程府,说大千看过此画,愿出12000元。程霖生顿时觉得大千骗他,目的是想据为己有,马上给画商13000元将该画收购。原来,张大千和画商合作以假乱真。张大千后来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七八都是我画的。”

平心而论,仿作假画并不是十分光彩的事,但张大千常常自揭此事,从不掩饰自己是作仿的高手,石涛、八大山人、唐寅他都信手拈来。全世界各大美术馆,不知有多少出自张大千的作品被尊为至宝。

张大千很善于形象记忆,模仿功力超群,一旦看到有古画或是有好的图章值得研究,马上用最好的照相机照下来,作为资料收集。他的古印资料十分齐全。据说他仿八大山人前,往往先把款落好,假如这个款做得不好,就放弃,做得好的才画。著名书画鉴赏家傅申说,如果张大千生在现在,是做美术史家的。

敦煌三年功过难辨

提到张大千,面壁敦煌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大千世界”展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幅色彩鲜丽、颇有隋唐风韵的画作,这是张大千1941年到1943年的敦煌临摹壁画作品。传记作家高阳认为,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动机相当复杂,除了艺术上的朝拜,更有炫人耳目的成分。

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敦煌,如苦行僧般临摹壁画。后来张大千接到二哥病逝的消息,中途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筹措资金,携几位藏僧画师,从兰州出发,第二次抵达莫高窟。

张大千特地雇佣了塔尔寺的五个喇嘛,这些喇嘛掌握一种缝制画布的特殊技艺。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本不够长。缝布会有针,画布缝紧后针孔更明显,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天衣无缝。这些画布缝好后,加上一层用羊毛熬成的胶和生熟石膏,干后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正面反面涂上很多次,这种画布不仅光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也利于保存。

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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