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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有思想的摄影才能成为令人震撼的塔尖

2013-12-16  文/

随着摄影器材和技术的普及,这门手艺越来越容易为人们所掌握,摄影家在摄影语言上遭遇的挑战也日益突出。“告别经验”这一主题,对摄影家来说,就是一种含蓄的规劝,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自身对世界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不断寻求美学上的自我突破。

朱大可:有思想的摄影才能成为令人震撼的塔尖

“有头脑的摄影师通常没有多少粉丝

杨逸:今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主题为“告别经验”,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主题的?

朱大可:随着摄影器材和技术的普及,这门艺越来越容易为人们所掌握,摄影家在摄影语言上遭遇的挑战也日益突出。“告别经验”这一主题,对摄影家来说,就是一种含蓄的规劝,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自身对世界的观察方式和达方式,不断寻求美学上的自我突破。但“告别经验”并非是对的,有一些经验跟我们的生命密切关,比如对童年的私人回忆,以及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所有含真实情感的经验都法割舍,需要我们加以扞卫。

杨逸:您认为,哪些“经验”的束缚我们必须反思和“告别”的?

朱大可:目前国内摄影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模式:一种是“批评家摄影”,另一种是“沙龙摄影”。前者只有少数的批评家在欣赏,后者却大行其道,尤其深受各种大众化影展的热烈欢迎。所谓“沙龙摄影”,其题材主要是优美的景,画面风格趋于甜美,摄影语言求表层的视觉快感,它的问题在于缺乏深刻的思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头脑的摄影师通常是没有多少粉丝的。当然,我并不排斥大众对“沙龙摄影”的审诉求,无论如何,它也是摄影风格多样性的一种呈现。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有思想的摄影,才能成为令人震撼的“塔尖”。

“摄影天生是一个自我分裂的矛盾体”

杨逸:有人认为,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与图像的泛滥,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角落不能被拍摄了,所有题材和技法的影像都能从网上找到,摄影家只剩下整理图像的工作了。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朱大可:我不认为摄影家应该放弃他们的拍摄权利。图像泛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简单。游客和摄影家可以掌握同类摄影技术,但他们的作品之间仍然存在显着的差异。这差异不仅源于技术层面,更源于思想层面,而后者直接决定了图片的美学品质。

举个例子,在上届参展的摄影师倪卫华作品《风景墙》里,摄影家以户外平面广告的大幅风景作为背景,去除四周环境细节,给那些路过风景墙的各色人等抓拍定格,有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市民、拾荒者等。人物的淡漠神态跟身后华的建筑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现实。这类作品需要摄影师带着自己的思考,长时间地进行观察和记录,孜孜不倦地拍同一类事物。而游客全不同,他们不可能为此停下匆忙的脚步。这些作品的诞生,完全取决于摄影师的专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泛滥对摄影艺术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它从另一个角度推动摄影师去“告别经验”。

杨逸:我们注意到,目前有一部分专业摄影呈现出与当代艺术、观念艺术趋同化的倾向,一些作品变得越来越主观、封闭、难以理解。您认为,在摄影家与大众之间,如何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互动?

朱大可:摄影天生是一个自我分裂的矛盾体,它具有强悍的客观纪实的特性,同时又必须借鉴它的前辈—美术。鉴于受到以日常纪实为主的“群众摄影”的压力,摄影师会蓄意增强作品的主观性和图像的形式感,将摄影当作表达内感受和展示摄影语言的工具,由此跟“群众摄影”区别开来。这也是目前西方艺术摄影的主

对中国摄影师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精彩,充满不可思议的冲突性和戏剧性。中国无疑是提供摄影题材的超级大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转过身去,难道不是摄影师的过失吗?此外,摄影批评家也需要转换重复、晦涩的阐释语言,这样才有利于摄影艺术的大众化传播。在这个“传媒为王”的时代,传播是最强大力量,它的意义有时会超越作品本身。

“人本主义关怀是艺术家的重要品质”

杨逸: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在摄影的立意和题材上,还存在哪些有待拓展的空间?

朱大可:中国摄影的选题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比如环境保护的困境、工业文明的问题、家庭伦理的变化等,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在本届国际摄影年展上,帕特里克·格里斯的作品《白化患》展现了非洲白化病人的现实处境,这种令人震撼的效果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来自摄影对这些身心饱受苦痛的病人的关怀。这种人本主义关怀,是艺术家的重要品质。

本届连州摄影节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难题,那就是“摄影伦理”。摄影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窥视,必然要面对被窥视者的抵抗。在国外街头拍摄人物,如果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他们会感到被冒犯,会很生气。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肖像权的意识。摄影师应当学会遵守摄影伦理,妥善地处理好这些事情。

杨逸:您认为,摄影艺术在今日中国艺术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能对我们的文化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朱大可:摄影对文化建设有多大的推动能量,这方面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因为古代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摄影。但摄影肩负着保存图像记忆的重大使命,从而在修复历史传统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摄影师的责任比过去更大。许多现实景观一旦消失,就永远无法再现。问题是摄影师是否能抓住这些正在流走的景象。社会纪实摄影师胡杨曾a>了近20年时间走街串巷,拍摄上海底层的日常生活。这些场景往往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大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摄影师首先应当学会“记录”,而后才能获得“表达”、“传播”和“载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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