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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极:东方冥想精神的西方艺术表现

2013-04-11  文/

每个时代的开始,人们拿着属于自己的灯,对空间的感觉如同掌控一种基本的生理需求。像是从前我们的文明从来不曾制造过飞机,却带来了一种对天空、幅员、空间等方面的新认知,而我们竟然要求对此空同的完整拥有权。

赵无极:东方冥想精神的西方艺术表现

20世纪以来,先后到海外(包括西洋和东洋)留学的中国艺术学子可谓多矣,而其中学成后仍留在海外从艺的为数也不算少。但作为一个中国艺术,能在异国他乡找到一方立足之地并不容易,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被无视、被遗忘或被尘对于历史之中,而在为数不多的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中,赵无极可谓一个佼佼者:他应该是最早在西方获得成功、也最早被西方认可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赵无极于1948年赴法。出国前他已经为他在艺术上的蜕变和转型打下很好的基础。他在国立杭州艺专就读和任教期间,已经接触到毕卡索、蒂斯、莫迪里阿尼、塞尚这些现代派大师的艺术,并从中找到了与自己相投的东西。赵无极对形式的敏感使他在性上更接近这些大师。在他40年代的作品中,这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致为明显。赵无极出国后适逢抽象表现主义的兴起,他随即卷入这场国际性的艺术风潮便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在观念上他没有任何障碍。不像那些热衷于学院古典主义的人,无法接受甚至极力排拒眼前的这一汹涌澎湃的艺术浪潮。赵无极赴法后能够很快适应并主动融入西方主流文化,不仅因为他在国内已经形成接纳新艺术的观念和趣味,而且还因为这“新艺术本身就是西方艺术家将视野移向东方艺术的产物,因此,对于一个东方艺术家,很容易产生共鸣。他对保罗·克利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例证。保罗·克利的符号语言所以能给予他某种启示,使他更加意识到与他内寻求的意象的某种契合,正是因为克利的艺术曾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克利的符号语言打开了他通往对自身文化的理解的一扇窗。而且,较之于克利,他对于东方文化的理解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为对于一个中国画家而言,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已经溶解在他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因此,赵无极在艺术上的第一次转型(50年代前半期),即从40年代的“具象时期”转向50年代的符号化、平面化的“非具象时期”,就显得顺畅而自然。传统文化中的甲骨文和青铜文饰,这些在西方“文盲”来看一时还难以辨别的神秘符号,却被赵无极顺牵羊地“拿来”作为他走向抽象的“凭藉”。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一些欧洲泼洒派画家自称受到禅宗和远东书法的启示……西方人模仿一种存在的结果,但是既不谙其精神也没有细致的学习过程。原已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东方人,则在抽象艺术中找到他们所热悉气氛的延伸。赵无极是这些人之一,欧洲无疑为他带来某种自由,但他不忘祖上深刻的教义”(《赵无极·年表纪事》第55页,台湾大未来艺术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

赵无极从40年代的具象时期向50年代的非具象时期的转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转型期和第二转型期。在第一转型期,赵无极完成了从“具象描绘”到“符号化表现”的转化,完成了从“克利式的形象符号”到神秘的“传统文化符号”(甲骨文、青铜器文饰)的转化。但这两个转化均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也即都是以平面化为基础,放弃了对空间深度的表达。而在第二转型期,赵无极又把他从传统资源中发掘的这些抽象符号还原到一种诗意的时空之中。《向屈原致敬(1955年5月5日)》就是从平面化走向空间的最早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件作品中,他对空间想象的因素开始出现。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在尝试把这些抽象符号融入空间的过程中,也同时将这些神秘符号加以解构,演变成一些细碎的笔痕,将它们化解到他独创的诗意境界之中。从平面上自由自在的“线”的散步,逐步过渡到神秘时空的众散、隐现之中,完成了他的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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