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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回应器官捐献质疑

2013-03-11  文/魏铭言

“中国的器官捐献和分配工作,不应由某个政府部门去管,而是由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去实施。”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如果掺杂部门利益,器官捐献和分配在中国,就很难做到公平透明。

红十字会回应器官捐献质疑

捐献管理中脱离行政色彩

底,卫生部和中国十字会联合宣布,中国人器官捐献工作3年试点结束,年内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各地均应积极争取设立省级人体器官捐献中心(或办公室),协调人体器官的自愿无偿捐献和公平合理分配。同时,由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争取编制,调配人员组建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也开始正式运行,今后将在津和北京两地设办公室,统筹全国的器官捐献和分配工作。

黄洁夫说,希望这个中心,脱离行政色彩,发展成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从全独立的第三方位置,去协调捐献医院、器官移植医院、器官捐献者之间的关系。

器官捐献信息系统年内上线

黄洁夫介绍,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系统,日前已完成技术招标和筹资工作,预计年内上线,实现器官捐献登记信息的全国联网。目前已覆盖全国164器官移植医院,上线试运行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也将正式与捐献信息系统“接驳”并行,实现器官捐献、获取与公平分配的无缝结合。

目前,器官捐献工作总体推进顺利,实施捐献量以平均每天2例的速度在增加。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截至今年2月22日,19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份,累计实施器官捐献659例,捐献器官1804个,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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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回应网民器官捐献质疑

知名网友潘采夫七问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主动致电沟通,3000余字回应质疑

针对备受关注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问题,近日专栏作家、知名网友潘采夫发表专栏评论列出7条疑问,包括何由红会“负责主导”、为何“无偿捐献”受益者要向医院交钱、器官会否成为“特供”等。

昨日,潘采夫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主动致电,就“七问”沟通,随后红会还发来长达3000余字正式书面回应。

一周前,专栏作家潘采夫发表评论《在我成为器官捐献者之前》,列出针对器官捐献的7个疑问,并称这些疑问解决前,“我很难成为一个器官捐献者。”

昨日,潘采夫称,虽然红会的回应“有些宏观,没有完全解答自己的疑惑”,但主动沟通、公开回应的形式值得称道,应该鼓励。

昨日下午,赵白鸽向本报记者证实致电沟通一事,她表示因正在参加两会,“书面回应能够代表红会的观点。”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表示,潘采夫的“七问”“比较深刻”,但这些问题在器官捐献工作启动之初就已经是相关部门认真研究过的课题,也是在工作中重点完善的政策和制度。

“我本人非常尊敬他,虽然他可能并不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但他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很好,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促进作用,但在有些用词上值得商榷。”高新谱表示。

红十字会回应七问

Q1 为什么“领衔”的是红十字会?

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会同卫生部门,参与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

Q2 无偿捐献为何向患者收钱?

器官捐献坚持自愿、无偿原则。另一方面,器官捐献移植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费用,这些费用需要移植受者承担。收费项目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要求。

Q3 献血都没搞好,怎么让我献器官?

目前,无偿献血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和问题,与老百姓的期待也有较大距离,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Q4 我的器官会不会成为“特供菜”?

我们会同卫生部主要从三个方面着,首先是制定了公平的分配原则,其次制定了严格程序,再次坚持全过程的阳光透明和综合性监督,分配过程是公开的。

Q5 “经济补偿”是否刺激器官买卖?

器官捐献过程必须排除利益因素干扰,同时对捐献者家庭进行“人文关怀”和“人道救助”是很有必要的。这一过程主要通过设立器官捐献基金来实现。

Q6 捐献器官干吗要超过美国?

目前移植数量上我国排名第二,随着器官捐献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加入进来,移植数量会逐渐升高。这是与第一人口大国的需求相一致的。

Q7 医生会不会让我提前OVER?

一切与死亡判断相关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死亡判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来实施。如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焦点】

昨日,针对潘采夫质疑中的一些焦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红会的公信力

“信任危机”推动改革

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后,“善款长毛”、购买别墅等一系列事件,都使红会的公信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近日备受关注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由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牵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对媒体表示,器官捐献将由红十字会负责主导。潘采夫撰文直指由红会“统筹”器官,“没法迈过这道坎”。

对于红会的公信力问题,赵白鸽表示,微博等新媒体让每个人都拥有发言平台,“如果你不能直面批评,与百姓合作,是不能做好工作的。”她认为,应该正确看待这些社会事件,它们确实暴露出各级红十字组织在专业化及效率方面存在的不足,也还不能很好地做到以百姓需求为主导。

赵白鸽表示,“信任危机”实际上推动了红会的改革。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红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重新拾起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分配的公平性

“排位”数据各方监督

器官在分配、移植的过程中会否被特权干扰,如何保证分配制度公平透明,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红会回应,卫生部组织专家制定《器官分配与共享原则》,核心就是医学需要原则,并据此研发器官分配系统。所有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依据医学需要原则评分排队,评分高者得到器官,与患者身份、地位无关,而且所有过程都有记录,可以溯源。

昨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高新谱解释,将会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使器官分配系统中不仅显示等待者的信息,还包括捐献者的信息,成为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系统。“等待移植的患者在医院等候时,能够看到自己的排位情况。”所有与“排位”相关的数据,都来源于各个医疗机构的临床录入,各医疗机构能够彼此监督。此外,还有卫生部门的行政监管、红十字会的第三方监督等。

补偿的合理性

人文关怀人道救助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器官捐献体系会引入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这是否会导致器官捐献被利益诱导?

“我们在制定规则过程中,格外注意防止利益诱导。”高新谱介绍,对于捐献者及亲人的救助,主要集中在人文关怀、人道救助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对家属的心理援助等;后者是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的基础上,对于捐献者本人最后一次就诊中产生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及对于捐献者需要赡养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无经济来源和劳动能力的配偶,给予人道救助。他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具体救助数额,最高限额拟参照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额而定,全国各地的具体救助标准会有所不同。这个标准也是经过国内外伦理学专家共同研讨制定的。

如何鉴定死亡

建立标准介入监督

针对死亡标准,红会称,卫生部已参考美、英等国的死亡标准建立了中国的死亡标准,一切与死亡判断相关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死亡判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来实施。同时,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介入,对死亡判定的见证起监督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有违法行为,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高新谱称,虽无政策硬性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判断死亡的医生和器官获取的医生并不在同一个医疗单位。按照器官捐献流程,“信息员”由一线医务人员担任。当发现病危、濒死、脑死亡患者时,“信息员”会联系分布在全国的332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为家属解读政策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但不能够进行“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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