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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进军海外遭遇美式玻璃墙

2012-11-16  文/周恒星

来自中国的商人开始挑战美国支柱产业,尽管雄心重重撞在玻璃墙上,但他们却不会就此退缩。

中国公司进军海外遭遇美式玻璃墙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2012年913日举行一次罕见的公开听证会。来自中国的两家科技公司高管在会上接受议员质询。华中兴,它们在全球范围互搏杀,终于有了一次成为“战友”的机会。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一直怀疑它们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此进行了10个月的调查。会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的共和党议员罗杰斯(Mike Rogers)说:“我们收到报告,这两家公司出售的产品存在后门,或者可以原因不明地发出信号。”

另一场较量充满戏剧化,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三一集团准备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详情不赘述,9月底,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发行政命令,并通过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要求三一在美投资的一个风电项目停建、撤离、撤资。三一集团在一个沉闷的产业却以锋芒必露著称,这次一怒之下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递交诉状,把奥巴马追加为被告,并向法院递交要求加快审理此案的动议。

不仅是初入美国的三一,国际化老兵鲁冠球 也有些郁闷。8月,锂离子电池盒能量存储系统的电池巨头A123系统公司与万向集团达成非约束性战略投资意向书,根据此意向书,万向将向A123提供4.65亿美元融资。消息公布后,美国南达科他州议员John Thune和爱荷华州议员Chuck Grassley向能源部长朱棣文致函,认为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资金通过汽车行业恢复法案流向海外企业,朱棣文也公开表态,认为奥巴马政府不应将政府资金和敏感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公司。10月16日,A123宣布向美国特拉华州破产法院递交破产保护申请,并表示零部件供应商江森自控有意收购其汽车电池业务。

7年前,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L .Friedman)勾勒了一幅全球化图:全世界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组合在一起,形成单一的全球市场;国家的围墙被打破,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在这本书出版前后就传出消息,IBM将自己引以为豪的PC业务出售给了一家当时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中国电脑厂商联想,这似乎为预言加上了一个生动的注

弗里德曼对了一半,技术能超越国界,技术的拥有者却不能,地球依然是圆的,站在美国与中国,看到是不同的地平线。

纠结

针对华为、中兴的听证会召开当晚,一名知名科技博客的博主新闻后在Twitter上写道:“手机不明原因发出信号?这明显是软件缺陷。中国人这个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个结论太荒唐了。国会的人都是大傻瓜!”这句结尾是5个大大的惊叹号。该主另一个身份是硅谷的一名工程师。

华为早已将触角延伸到世界科技的心脏—美国硅谷。它在美国全资子公司FutureWei的研发中心坐落在硅谷重镇圣克拉拉(Santa Clara)。多年以来,这个研发中心作为华为技术交流前哨,为公司产品开发贡献颇多。2012年2月,华为宣布将投资36亿美元用来扩建该研发中心,这暗示其努力能成为一家硅谷公司

除了华为,中国其它著名科技公司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也都在硅谷设有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它们从硅谷寻找源源不断的技术与创意,再将之带回中国。

不只中国需要硅谷,硅谷也同样需要中国,华为研发中心旁就是著名的101号高速公路(Hwy 101),这条高速路贯穿整个硅谷,几乎所有著名公司都坐落在它两旁。与华为研发中心相隔1.5英里,位于101另一侧的是大名鼎鼎的英特尔

英特尔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高科技公司。早在1985年它就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目前在中国已有超过6000名员工。2007年英特尔还投资25亿美元在中国大连建造了其在亚洲的首个芯片工厂,如今中国已成为英特尔最大的海外市场。华为中兴事件发酵前不久,英特尔CEO欧德宁(Paul S. Otellinii)还宣布“中国数据中心市场过去5年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5倍,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服务器市场。”

若想真正摆脱中国电信设备商恐怕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某咨询业人士曾表示,问题并不在于华为,而是中国在信息技术零部件制造领域的整体主导地位。如今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建设一个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即使像思科(CISCO)这样为美国政府建造很多系统的公司,也要从中国采购零部件。自从2007年起,思科公司已经累计在中国购买了160亿美元的设备,其中不乏光模块、交换机等核心设备。

即使互相依靠,美国市场依然是华为的噩梦,它一次次无功而返。

2008年,华为与贝恩资本联合收购3com,却因美国议员担心华为找到攻击美国电信系统的方法而被迫放弃;2010年美国最大移动运营商之一的Sprint发起网络升级招标,华为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却遭到8名共和党参议员阻挠而竞标失败;去年,华为再次被迫撤销收购3Leaf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CFIUS)要求华为剥离部分交易资产。2011年华为在美国销售额仅为13亿美元,而它在全球销售额为324亿美元。

美国官方多次强调,对华为另眼看待是因为其管理结构与历史,同中国政府有着理不清的关系。这种态度中蕴含了旷日持久的不信任,同为电信设备制造商,三星与韩国政府,阿尔卡特朗讯法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毫不掩饰,却极少受到美国官方的阻挠与调查。

在上个季度中,华为花费了35万美元聘请了7家游说公司,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公司高层也积极配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但在10月8日,国会听证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终于完成了为期11个月的调查,发布了长达52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分别罗列了十数条对两家公司的不利指控,认定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政府禁止这两家公司获得美国敏感系统的接入权,禁止其收购美国资产;并避免使用其设备。调查报告发布后不到一小时,华为立刻发表回应声明,称该报告充满了传闻,且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来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它没有像三一一样起诉奥巴马,却也在明显克制自己的怒

“千万别想要筑墙”,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警告,而又在一篇名为《美利坚真正的梦之队》的文章中一针见血指出:“在今天这个关联世界里,最重要的经济竞争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它其实是在你自己和你的愿景及想象之间。”“今天的世界,差不多所有东西都在变成日用品一般,除了想象力,除了能迸发新思想的能力(the ability to spark new ideas)。”他认为,“美国可以把任何产品包括电脑芯片、汽车飞机甚至武器都交给别的国家代工,而自己只要保留一样—那就是脑中能源源不断迸发出新想法的创造者。”

这种声音在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的坚墙上重重地弹回来。

缩影

如果抱怨有效,今年以来中资公司的抱怨可以填满《华盛顿邮报》所有版面,然而它们都明白,抱怨是比愤怒更无效的情绪。

“华为应该更加透明化,更好地做‘世界公民’,照顾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执教于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创新与创业管理系的孙黎博士认为,华为还需要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美国游戏规则。他建议,华为可以考虑给自己的盟友与学习榜样IBM一定的折扣入股,引进国际化的股东,同时邀请一些国际人士(不仅仅是商业人士,更要包括前政界人士)进入公司董事会,从而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如果华为公司整体目前还做不到,可以先从华为美国分公司开始。”

实际上,华为已在一些西方国家尝试类似路径。2011年,它在澳大利亚成立了海外首个董事会,并聘请三位前澳大利亚高官担任华为澳大利亚公司的独立董事,包括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Alexander Downer、维多利亚州前州长John Brumby和澳大利亚退役海军少将John Lord。今年9月,任正非还面见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并宣布在英国新增13亿英镑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预计将给当地带来700个新就业机会。

遗憾的是现实语境下,孙黎的建议在美国可能并无实效,华为和中兴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竞争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时,单靠企业的力量微不足道。

越来越多的碰撞势不可免,在充分竞争领域,中国公司击败了全球竞争对手,联想集团即将坐上全球PC销量第一的座,华为也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过去美国尚能固守全球产业链高端,而如今来自中国商人已不仅仅贩卖皮衬衫,它们正挑战美国支柱产业。

美国一直非常在意保持在信息产业上的领先优势,并且将这种优势与金融、制造、军事等牢牢结合在一起;而电信设备行业则是信息产业的基础,一向都是其下大力气扶持的产业。如今在这个产业中,华为和中兴已在全球前五大厂商中占据了两个席位。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美国电信设备商集体没落,摩托罗拉、朗讯、北电加拿大公司)等公司要么破产,要么与欧洲同行合并。

正是由于通信设备行业如此重要,才让美国政界痛下杀手,阻挠华为、中兴的发展。当其它国家的企业对其支柱产业产生冲击时,美国往往会一剑封喉,例如它一直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耿耿于怀,奥巴马政府不惜耗费高达848亿美元的重金拯救已陷入困境的两大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当2010年丰田汽车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它就立即集中火力对丰田进行口诛笔伐,美国国会还为此专门召开听证会并传唤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议员们的猛烈抨击让丰田章男几度落泪。

如果企业已用尽全力,国家何为?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他指出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需要扮四大角色:首先,应该改善产业所需要的一般资源状况,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本等;其次,政府应制定能够贯彻的法定政策,以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为目标,除了管制不合理竞争,更应鼓励创新和改进;第三,政府应协助产业在某个地区发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级;第四,政府应成为本国企业和人民培养更强大竞争力的推动者和挑战者,并最终成为信息提供者。

显然,华为、中兴、三一、万向们面临一个悖论:它们背后没有一个国家的影子,内心中又清楚在中美经济博弈大舞台上,除了自己在台上唱好戏外,也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支撑。

两年前,本刊记者曾拜访Facebook总部。当时它还位于离斯坦福大学不远的加利福尼亚大道(California Avenue)一幢朴实无华的建筑里。

在巨大而拥挤的一体式办公空间里,笔者注意到员工头顶上飘扬的五颜六色的国旗。每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名员工来自的国家;在旁边的咖啡厅里,人们操着口音庞杂的英语交谈着;而在整个硅谷,每天都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在简陋公寓甚至地下室内辛勤工作。

即将离开Facebook总部时,遍布涂鸦的墙壁上有一幅手绘世界地图格外醒目,下面写着一行小字:

“We Are the World.”

年轻人或许觉得硅谷属于全世界,他们不知道邻居华为正面对的障碍,当然,也忽略了Facebook还不能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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