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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的印章(图)

2012-02-21  文/

周氏兄弟的印章(图)

周氏兄弟的印章(图)魏建功 山叔

文人和印章,或者准确地说,印章和文人,常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为,文人擅用笔,印人须舞刀,听起来仿佛是一文一武,而实际上刀和笔,原本就是一回事。

管继平 

说起文人印章,我首先要想起鲁迅。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艺术爱好很多,对各类版画、汉画像石、金石碑拓、古钱币、书画古籍等皆有所嗜。对于书法印章,显然是相当内行。一九一六年,绍兴印人杜泽卿将自己的篆刻作品编成《蜕龛印存》一册而求序周氏兄弟,周作人可能觉得自己不如大哥熟谙此道,仅写了个草稿,就寄呈鲁迅来修改润色。鲁迅的改定稿只短短四百来字,但将古时印章的传说、起源和发展以及印章的实用和审美价值等,都一一交代了,文末还不忘夸赞了作者的印章“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可见鲁迅先生对印章艺术的了然程度。其实鲁迅自己也能刻印,早年在三味书屋念书时,为了勉励督促自己,他就曾用刀在书桌上以篆体刻过一个“早”字(当时鲁迅的书桌都是自家带去的,所以算不上是损坏公物)。而在现存的鲁迅遗印中,就有一方白文草书“迅”字印为鲁迅自刻,许广平当年捐赠予北京鲁迅博物馆时称,该印是实物印章中唯一一件鲁迅自刻印,弥足珍贵。

鲁迅儿时的刻印,估计得自其叔祖周芹侯先生的影响。据说周芹侯多才多艺,也擅刻印,虽刻得比较业余,但在十几岁的孩子眼里,也算不同寻常了。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书中曾有一篇《上坟船里》就写到:“又有一回不记何年,中房芹侯在往调马场舟中,为鲁迅篆刻一印,文曰‘只有梅花是知己’,石是不圆不方的自然形,文字排列也颇好,不知怎的钤印出来不大好看。这印是朱文的,此外还有一块白文方印,也是他所刻,文曰‘绿杉野屋’,似乎刻得不差……”

“只有梅花是知己”,句子很好,但出典未详。此原印现藏于鲁迅博物馆,就印拓来看,篆刻水准尚处于业余玩玩之阶段,又何况还是坐在船舱里的“急就章”,故不必苛求。估计鲁迅也是识者,是印据现存的资料显示,从未见他使用过。但数十年来,此印鲁迅却一直珍藏着,也寄托了一份对叔祖的怀念之情。

据资料所载,鲁迅先生共有遗印五十六枚,其中有印章实物的五十方,留有印鉴而无实物的六枚。这一些印多为姓名笔名章、藏书鉴赏章和闲章等等。我在鲁迅的书法作品中发现,他真正钤在自己书法作品中的印章并不多,常用的也就那数方而已,而且鲁迅先生基本不用什么起首印或压角章之类,他绝大多数的条幅诗稿中,都只用一方印章,有时他应人所请作书,甚至是不盖印章的。

为鲁迅治印的多为篆刻名家,当然不得不说的是一位与鲁迅交谊最厚的书画篆刻家陈师曾。义宁陈师曾名衡恪,号槐堂,晚清同光派诗人陈三立之子,史学大家陈寅恪之兄。他和鲁迅早年曾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而且他们趣味相投,关系自非一般。在鲁迅日记中,尤其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之间,经常可读到他与师曾访友逛书肆的记录。陈师曾作印古拙淳朴,老辣浑穆,深得鲁迅喜爱。

陈师曾替鲁迅刻印多方,如“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鲁迅日记》大多都有记载。查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记》中就有:“师曾贻印一方,文‘俟堂’。”据许寿裳后来回忆道:当时陈问鲁迅印章刻何内容时,鲁迅便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此语出《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其下句是“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君子居心平正坦荡等待上天使命,小人则想以冒险求得偶然的幸运。那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佥事,时局动荡,人心叵测,鲁迅借用此句自然也是别有寓意的。

如图还有一方“会稽周氏藏本”,是陈师曾所篆,张樾丞所刻的木质印章。我们都知道鲁迅喜藏各种金石拓片,在钤盖收藏印时,估计是鲁迅嫌石章太硬,易损坏珍稀拓本,故欲请陈师曾代刻二枚木章。师曾因不善刻木,于是写好印稿就请琉璃厂的刻印名手张樾丞代劳。张樾丞从小在琉璃厂刻字铺里当学徒,经过刻苦用功,遂成名响京城的治印名家。他擅刻各种材质,尤其刻铜印、铜墨盒镇纸等为当时一绝。据云后来新中国开国大印也是他所刻制。鲁迅得陈师曾介绍,先请张樾丞刻了“会稽周氏藏本”和“俟堂石墨”两方木印,非常喜欢,后又多次去求刻,还代许寿裳求刻,如《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就记有:“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据查这五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皆为鲁迅校碑鉴赏之用。所见“随喜”一印,虽为木质楷体,却刻得古朴苍莽,饶有金石味。

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两方是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所刻,那是鲁迅居上海时,与“三弟”(周建人)到西泠印社(微博)花“泉四元五角”所刻。吴德光乃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之长子,一方工整饱满的汉白文“鲁迅”印,顶款有“德光”二字,此印鲁迅常用于自己著作的版权页上的印花,看来比较喜爱。另一方朱文“洛文”即陶寿伯所治,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墙,与陈巨来、方介堪、叶露渊同为“赵门四杰”,亦为印坛一时之翘楚也。

鲁迅晚年还经常使用两方略小点的印,一白一朱,分别是“鲁迅”和“旅隼”。一九三三年鲁迅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及:“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信中的“刘小姐”,指的就是刻此两方印的刘淑度。刘淑度名师仪,一九二五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课余在齐白石门下学艺。白石先生曾评她“篆法刀工无女人气……殊为闺阁特出也”。

据说郑振铎先生当初托刘小姐为鲁迅刻印时,刘刻得非常认真,刻完后专门拿给白石老师看,白石大师还修改了“旅”字中的一笔。由此看来,鲁迅的印章中间接还有齐白石的一刀呢!

不过,最后还不应该忘记一位替鲁迅先生刻印最多的篆刻家,那就是当代印人钱君匋先生。钱君匋年轻时曾跟着装帧设计家陶元庆多次拜访过鲁迅先生,对先生怀有一份特别崇敬之情。“文革”中他广搜鲁迅用过的笔名,终于在“文革”后期,倾一年之力,刻成了一套有168方的《鲁迅笔名印谱》,成就了他对鲁迅先生永久的纪念。

写过“鲁迅印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周作人。虽说周作人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却又无法忽略。更何况,早在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就常常都是被一块儿相提并论的。于是,也就趁着写鲁迅印章的“余勇”,再写一写周作人吧。

尽管周作人的后半生与鲁迅是殊途而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早年,却是和鲁迅“兄弟怡怡”、携手共进的。周作人不仅非常依赖和信任大哥,甚至可以说从故乡求学起直到京城文坛上成名,这一路上几乎都是跟着大哥的足迹,亦步亦趋。譬如,少年时鲁迅离开绍兴,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几年后周作人也去了江南水师学堂;后来鲁迅赴日本留学,不几年就把周作人也带到了日本;留学归来鲁迅先在绍兴教书,周作人也是,先回到绍兴从事著译和教育工作;等到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发展了,又立即通过蔡元培的关系,召来兄弟进北大任职;后来又一起搞翻译,写小说散文,成了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文坛上“双峰并峙”的“二周”……所以说,在人生的前半段,周作人受鲁迅的影响不可谓不巨矣。

在艺术兴趣上,虽说周作人可能没有鲁迅那么广泛和痴迷,但还是受了不小的熏染。他曾有回忆文章说日本归来在绍兴时,因帮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自己也收藏了几件金石实物,如三国时的“凤凰砖”、南朝时的砖砚等。后来他还选几张残砖拓片,如“凤凰砖”、“大吉鱼”之类,请人制成自己的“个性化”信封,倒也古雅别致。可见周作人也和鲁迅一样,有把玩金石的趣味。他那一首《五十自寿诗》,后四句不就是“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吗?

至于印章,周作人也藏了不少。当然,绝大多数都是自用印,且多为姓名、斋名以及字号章。多年前,我在文庙书肆曾淘得线装本影印的《知堂遗存》,两册函套装,其中一册为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另一册则是《周作人印谱》,编者鲍耀明。这本印谱中除了有七方是周作人的祖父和父亲的遗印外,其余都是周作人的自用印,约八十余方。一九六四年周作人应香港鲍耀明先生所求,亲手钤印成册,并于每方印下注明刻印作者和边款内容,然后寄赠鲍耀明收藏。

说起这位鲍耀明,很有意思。他生于一九二〇年,曾留学日本,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从事杂志编辑等工作。因他喜欢周作人的文字,得曹聚仁的引荐,自一九五九年起,遂与周作人开始了通信联系,这信一通便不可收,直到一九六六年,八年间他们的往还书信竟有七百余封,光周写给鲍的信就有四百零二封之多。那时内地物资匮乏,周作人仅凭着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更是不易,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煎饼糕点啊、猪油炼乳啊、虾米方糖啊等等,交往得熟了,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而那边鲍耀明,除了信中请教一些问题外,也经常向周作人“提些要求”,譬如为友人题字啊、抄几页诗稿啊、送几张签名照片啊等。当然,首先鲍耀明是周作人的绝对“粉丝”,这毫无疑问;其次,也难免“吃了人家嘴软”,所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基本是“不打回票”,还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以及钱玄同、刘半农的信札,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横幅等等,都寄给了鲍收藏,即便鲍提出要鲁迅的真迹,周作人也积极配合,只是苦于自兄弟反目后再无半纸通信联系,故而仅找出早年鲁迅手抄的《古小说钩沉》稿一纸相赠。

不过,在那个肚子尚未填满的年代,这些手稿书札之类的,也确实没什么稀罕,还真不如“煎饼、猪油”等更令人诱惑。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物换星移,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若不是他在海外的收藏,这些信件手稿或许早在“文革”中就被付之一炬了。那么用今天收藏鉴赏、考证研究的眼光来看,失去了就是真的遗憾了。

还是回到印章的话题来说。

从《周作人印谱》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印章的把玩并无太多的讲究,主要还是实用为主。他纯粹的闲章极少,仅有寿石工刻的“知惭愧”、金禹民刻的“寿则多辱”两方。“寿则多辱”是周作人时常引用的一句话,并以此为题写过文章,以致有人误为是周作人的原创。其实不然,此语出于帝尧。《印谱》中在此印拓下,周作人注明“用帝尧的话讬金禹民君所刻者”,可见此方闲章内容乃周作人所定,老人常说“寿则多辱”,显然和他晚年的境遇以及所遭的困辱有关。

周作人在《印谱》中有数语前言,说自己以前虽也玩弄印章,但“胜利之后”则绝少有新得者,除了二三友人有所见赠外,其余皆为无锡的冯倚魂所刻赠。冯倚魂,字元亮,是文人爱好篆刻者,他和周作人也是素未谋面(和鲍耀明一样),但自发地为周刻了很多印章。周作人在与鲍耀明通信中,说到冯君的印章还专门说明“此人系文士但非篆刻专家,素人所刻,聊供一笑”。所谓“素人”,经查乃日文汉字,意即“非专业的爱好者”也。

为周作人刻印较多者除了上述的“业余选手”冯倚魂外,就属寿石工和金禹民以及张樾丞了。张樾丞在“鲁迅印章”一节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寿石工和周氏同乡,也是绍兴人。其篆刻得家传,后拜杨烈山为师。印风古朴简捷,如朱文“药堂”一印,就大有黄牧父之意。寿石工曾在北大教过篆刻,和周作人颇熟。寿石工故世后,周还有一篇《纪念寿石工》的短文。金禹民早年家境贫寒,后在北京宣武门的古玩铺当学徒,对砚台、印钮的雕刻很感兴趣。一九三〇年拜寿石工为师,其后寿氏应酬不过来时,也时常委其代为捉刀也。金禹民为周作人刻过很多印,估计也是得自寿石工的引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买过一册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禹民印存》,其中有不少譬如为启功、郑诵先、董寿平等名人刻的名章,但就是不见一方关于周作人的用印。估计那时的“气氛”尚未完全宽松,对于周作人,避之唯恐不及,若放之今天,名气更大的知堂老人肯定会在印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若纯以篆刻艺术的名气看,那么为周作人刻印的有三位乃印坛名家:齐白石、陈师曾、马衡。这三人恰好是齐白石“野”、马衡“工”,陈师曾则不“野”不“工”。记得马衡好像是最看不起齐白石印章的,听说老友钱玄同欲请齐白石治印,他还专程坐车去阻拦:“你何必花此冤枉钱!”

齐白石为周作人刻的两方印分别是朱文“周作人印”和白文“周作人”,是印似也见于《齐白石印影》一书,乃齐氏一贯之风格,但算不上佳作,可能是文字笔画的因素,刻得较为拘谨。而马衡依然是走的汉印规整的路子,一方仿汉玉印的白文“周作人”,乃马衡篆文张樾丞所刻。相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陈师曾的一方“周作”,仿汉砖文字,古拙有味。周作人为何有印“周作”?这和鲁迅似也有关联,记得鲁迅同样有一方“周树”印,盖因他们兄弟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名字后都有一个相同的“人”字,或许也是文人的趣味,他们认为既然相同,省略一字无妨,于是刻方印章也蛮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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