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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宝玺:清朝皇帝印玺的轶事

2012-01-24  文/

近年来皇帝玺印的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背后固然与近年兴起的皇帝热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皇帝玺印本身所具有的品位、文化等特点决定的。

国之宝玺:清朝皇帝印玺的轶事
皇帝印玺

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诗作最多皇帝——乾隆,前不久又添了一宗“最”: 2011年127日,北京保利在京举办秋拍古董珍玩场,清乾隆六十年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刷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

历朝玺制度

玺者,印也,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嬴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钮、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钮式、文字都基本不差。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北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比。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钮式则清一色的为龙钮,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钮,到以后的螭钮,而螭龙钮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钮了。

不过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相对整保存下来的,就只有清代的。明以前的则完全没有实物可参看,只能从一些史书中看到零记载。现在藏玺最多的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相当数量的藏品。私人收藏大多在国外,尤以法国为多,国内市场极为少见。这其中的原委,跟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派兵驻守的区有直接关系。当时德军将指挥部设在了乾隆皇帝用来接见外国使节和召开宴会的光阁,因此在这里的大量紫光阁功臣像和大量的瓷器被掠到德国。法军驻扎在景山的寿皇殿,雍正时期这里曾用来供奉康熙的“御”,之后乾隆将这里重新翻修后,专门用来存放前任皇帝们的御玺。

乾隆当太上皇刻玉玺留念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德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为太上皇的例子。

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式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对于乾隆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这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方。

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太上皇玺”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方。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唯一一枚圆形印面的。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a>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

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往往与“太上皇帝”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现“古希天子”圆玺已佚失经年,故此“太上皇帝”圆玺弥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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