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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觅得新动力 减税替代四万亿

2011-11-19  文/

保增长觅得新动力 减税替代四万亿

进入11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微妙变化。

央行定期发表重要文件,在最发布的报告中,“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说法淡出,“巩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则成为最新的述。

市场随即给出几乎一致的解读,随着通胀下行趋势的确立和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通胀已经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保增长将会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与此相应,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接踵而至。

上周,财政部公布免征小微企业部分行政费用和增值税改征营业税试点方案。而在熟悉财税体制的人看来,财政部第二天公布的系列文件可能才是所谓宏观政策调整的重点所在。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看来,仅仅货币政策远远不够,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加上房地产的去泡沫化调控短期内仍将持续,近期货币政策不会做出本性的转向,只能是结构性宽松的微调,如此条件下,保增长则不可避免地落到了财政政策的肩上。

保增长不会再有四万亿

6.5%、6.2%、6.1%、5.5%,下半年以来CPI的逐步回落,通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警报在物价出现下行4个月后终于得以解除。

但是和一毛钱一斤的白同时出现的则是工业增加值、PMI等诸多经济增长指标的下滑,通胀问题缓解之后,增长则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经济先行指标PMI为例,10月份PMI为50.4%,环比回落0.8个百分点。从工业增加值来看,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分别下滑0.6和0.7个百分点。

数据之下更直观感受到的则是,包括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民间借贷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地方性债务风险累积、房地产调控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诸多问题待解。

系列经济指标的回落,加上待解的诸多问题和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的现实,物价上涨的燃眉之急解决之后,保增长不得不成为和防通胀并行的调控目标。

物价和增长同时向下,到了考虑如何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寻求平衡的时候了,但是这一次似乎比2008年更难。

投资、出口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现在其中两架都缺乏向上的动力,看似可行的投资则是掣肘因素诸多。

发改委一位官员最近在一个内部论坛中就指出,当时的四万亿投资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因为金融危机,一切都要为保增长让路,当时的判断是,如果增长不到位,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可能会出现问题。

而他认为,以后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应该不会简单地采取大量投入的方式,可能采用其他更为有效的办法。

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货币政策将具有更多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增长的政策将会尽快确立。在他看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更多在结构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财政改革将让减税发力

在四万亿负面作用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保增长很难通过单纯放松货币和增加投资的方式解决,操作空间更大的系统性财税体制改革很可能登上历史舞台。

10月以来,中央高层充分调研各地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中小企业遇到困难之后,系列扶持政策速出台,其间不乏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减免小微企业行政性收费等扶持性政策,但是在财税专业人士看来,这些都是现行财税体制内的小修小补,真正可能产生深远意义的则是已经确定实施的增值税转型试点。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1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上指出,近期实施的增值税转型试点可能是系统性财税改革的起点,从而真正开启为企业减税特别是中小企业减税的系统性财税改革。

高培勇分析,在98%的税款由企业缴纳的基础上,想要通过减税的方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其操作起来相当困难。而即将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则可能为财税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打开一扇窗口。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中央和地方的第一大税种,二者加起来占到2010年税收的64%,按照现在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方向,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而且对新扩围的行业采取低税率征收,实际上是在减少重复征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客观效果则是减少了流转税的缴纳比例

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结果减少了企业缴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在这一基础上实行为企业减负,扶持企业发展则阻力相对较小、更加可行。

刘元春则表示,根据他们设定的模型测算,如果消费税、营业税减税10%,对GDP的拉动作用将达到4.5%,在他看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他同时表示,在这一轮的保增长过程中,财税段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减税、对地方发债的支持、增加民生性支出等。

而今年前十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预算,超收的财政收入超过万亿,不少人士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财政手段保增长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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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十年中国的角色转换

十年前的一锤定音彻底改变了中国,十年后,中国的发展开始改变世界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长达6年的时间里,即2007年以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诉诸WTO争端解决的只有3例。

这6年间,恰是中国外贸飞速发展之时,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2007年中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

在与世贸成员国渡过一段“蜜月期”之后,围绕“中国制造”的各种贸易诉讼纷至沓来,中国也从被动应付逐渐转向主动应战。

2007年9月14日,中国诉美铜版纸“双反”调查,这一战被当时媒体广泛称为中国首次“主动出击”。这一年也是涉及中国的WTO争端解决案件爆发增长的一年。

仅仅这一年,WTO成员所提起的全部13起争端解决案件中,针对中国提起的就达4起,而中国自己提起的则有1起。有关中国作为当事方的案件占全年提起案件的近40%。

中国当“被告”的第一案发生在2004年。当时美国发起了针对中国有关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措施不符合WTO规则的争端解决。中国最终答应修改相关文件,取消了集成电路免征增值税的规定。这起诉讼以中方妥协让步为结局,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在那段时间希望“和为贵”的主导思想。

2008年7月19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为期天的WTO小型部长级会议。中国首次成为谈判核心层的成员,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中国终于从帘子后面走出来”。

2009年中国与国围绕汽车轮胎“特保案”的博弈,表明中国面对国际贸易争端,开始由被动变主动,由惶恐到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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